誰會接任新一任的央行行長？
這個使很多人議論紛紛的問題，終于揭開了謎底。
3月19日，經表決通過，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第七次全體會議決定，易綱被正式任命為中國人民銀行行長。
這一天，是他60歲生日后的第14天。在這之前，他已經在整個央行體系工作了21年，在副行長的職位上干了11年。
這位新行長雖然已經從政多年，但身上卻沒有絲毫官僚之氣，更沒有一副高官的架子。他溫文爾雅，但底線分明；和善可親，但堅守原則。易綱身上許多的優(yōu)點和獨特之處，都要來源于他前半生的求學經歷。
40年前。易綱作為知青隊長在北京郊外的生產隊工作，親身經歷了那個一切都要定量供應的計劃經濟時代，也正是由于這樣一段歲月，他開始思考政府在經濟上的定位。
1977年，國家開始恢復高考，易綱毫不猶豫地報名參加，他想要做些什么來改變自己的人生。在他紀念恢復高考40周年的一篇文章中，他寫到：“這年我19歲，鄧小平先生果斷恢復的高考，改變了我的一生。”
憑借優(yōu)異的成績，易綱考入了北大經濟系。大三時更是因表現突出被派往美國，分別在哈姆林大學學工商管理專業(yè)，伊利諾大學學經濟學專業(yè)，并最終獲得了經濟學博士的學位。
14年的留美生活對易綱來說并不輕松。他曾在訪談中提到：“我1980年兜里揣著兩美元，吃飯和零錢必須自己打工賺得，每個禮拜我在學校食堂洗三次碗，每次洗三個鐘頭，這樣一來一個禮拜可以掙20頓飯和零花錢。”
為了進一步了解美國的大學和教育，易綱又申請了印第安納大學的助理教授職位，并很快獲得了美國的終身教職。
1986年易綱的月薪是5000美元，而在國內任小學校長的母親工資是一個月99元人民幣，還不到27美元。在易綱的心里，母親比自己強多了，母親管的是一個學校幾百個孩子。而自己一星期只上兩天班卻可以有這么高的工資。
“為什么中美勞動生產力差距這么大？原因何在？”易綱不禁開始思索。
1994年，易綱放棄了國外安逸的生活果斷回國，也放棄了IUPUI的教授職位。他的前同事，IUPUI的經濟學教授Russell回憶道：“他回國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一種責任感，他感覺自己有義務幫助中國人民。”
回國之后，易綱和一些中國的經濟學者們共同創(chuàng)辦了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，也就是后來的北大國家發(fā)展研究院，聚集了眾多專注中國經濟問題的頂尖學者。
正是因為有著豐富的知識儲備和一顆熱血的心，易綱成為了人們心中的“學者型官員”。
1997年，易綱進入中國人民銀行工作，所謂學而優(yōu)則仕，能將自己的理論知識投入到實際應用，易綱獲得了迅速的成長。他主管的貨幣政策和國際業(yè)務，也是他在美國研究和教授的領域。2007年，易綱成為了央行的副行長，并且一干就是十幾年。
漫長的留學生涯使易綱更具備了“頂層設計”的能力，有著放眼全局的長遠目光。越是干到高位，易綱對學術的要求也越高。
2003年，經過長時間對通貨膨脹和價格關系的研究，易綱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書《中國貨幣化進程》。同時，他還在《計量經濟學雜志》、《中國經濟評論》等雜志社發(fā)表了共60多篇中英文論文。
其英文專著《中國的貨幣、銀行和金融市場》被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多次引用。
在擔任副行長期間，易綱一直充當著堅定的改革派角色。他致力于推進匯率市場化，保持了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(wěn)定，并大力開展了多項改革措施，推動了外儲投資多元化。
在多國媒體出現的重大場合，易綱總是能以從容淡定卻又一語中的的回答征服現場的記者。這樣的氣場與風度，與他多年的留美經歷以及學術生涯也是密切相關的。
即使已經取得了如此高的成功，也實現了理想抱負，易綱依然以一顆感恩的心回饋社會。他曾寫道：“我作為教師，就要認真地準備課程報答我的學生。如果我做貨幣政策，不管是在貨幣政策司還是在人民銀行的崗位上，要對每個同事好，對各個部門協調，各個事情辦好，最終是熱愛祖國，是對國家好。”
易綱成為央行新一任的行長絕非偶然，也絕非運氣。不管是他的留學經歷、學術研究，還是他兢兢業(yè)業(yè)的工作態(tài)度和感恩社會的心態(tài)，都成就了如今有責任、有擔當的易綱。而他上任后的進一步改革措施，也會令人期待和信服。
作為知青、作為學生、作為教授、作為行長，易綱命運的轉折點始于高考，而留學更是為他的人生道路添加了濃墨重彩的一筆，成為了他人生理想的奠基石。
留學這件事，不是必須，但卻是必要。
只有看過世界方知自我的格局，只有先去羅馬看一看，才知道哪條路是通向它最快的捷徑。
